摘 要：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通过对史事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两类民间传说故事的创造性叙述，一方面深化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人性、权力政治和历史文化的思考。在当前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下，作者还思考了包括民间传说在内的整个乡土田园风光的经济发展价值和精神建构意义。
关键词：《湖光山色》 民间传说 象征寓意 文化精神
对于作家文学来说，民间文学不仅是艺术母体，还是创作源泉。像周大新这样土生土长的中国当代作家，更是注意采撷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丰茂的民间文学之花叶，以嫁接，以装扮，进而完成对自我文学形象的塑造。也许都是出于土地、乡村的缘故吧，中国乡土作家对民间文学有一种本能的类似血缘关系的亲近。一定意义上说，是民间文学滋养、生成了中国乡土文学这棵大树。许多当代乡土作家都谈到了民间文学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周大新也曾说：“他的故乡南阳邓县，‘是一个生产故事的地方’，‘差不多人人的肚里，都装着一串一串的故事’；他在童年、少年时代，从故乡父老乡亲口中听到了许多‘景物故事’、‘动物故事’、‘鬼怪故事’、‘历史故事’和‘荤故事’，正是这些民间故事养育他成为了一个小说家[1]。”作家对民间文学的利用，或者民间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其方式是因人而异的。就周大新来说，其小说强烈的故事性显然得之于民间传说、故事等文体特点的潜移默化。周大新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下面仅就周大新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如何利用民间传说，及民间传说对作品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的意义，做一窥斑见豹式的探讨。
一
《湖光山色》中的民间传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史事传说，如关于楚长城、楚王赀、屈原等传说故事；一类是地方风物传说，如关于丹湖的神奇烟雾的传说故事。据作者说，前一类关于楚国的史事传说，“星散在故乡的村落、山坡、湖畔和田垄里。在我懂事后，这些传说开始断断续续零碎地进入我的耳朵，像鄢陵之战，丹淅之战，像楚秦联姻，像怀王赴赵，它们部分地满足了我了解历史的兴趣，在不觉间给了我精神上的滋养”；而后一类关于地方风物的传说故事，丹湖及其神奇烟雾都出自作者的虚构，尽管丹湖“脱胎于故乡的一座巨大水库”[2]。既然丹湖及其神奇烟雾是虚构的，那么附着在其上的传说故事似乎更是编造出来的。但其实不然，只要看一看那些解释性的传说故事，不管是龙王女儿生火做饭的炊烟、丹湖湖神显现真身的护身之物，还是楚军作怪的怨魂、阎王释放的幽灵，其故事，其人物或角色，仍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母题和原型。因此，关于丹湖神奇烟雾的传说故事说到底仍来自民间文学，而非作者完全的虚构。在这里，笔者并非要考证《湖光山色》中的传说故事是否真正来自民众之间，而是想要说明：民间文学对作家周大新的影响也许是无所不在且潜移默化的；同时，像其他当代作家一样，周大新对民间文学的利用，主要是一种创造性运用，而非简单的直接引用。
关于后一点，且看作品是如何叙述这些民间传说故事的。作品中，屈原、楚长城等历史传说，叙述极其简略。叙述比较详细、完整的是楚王赀的两个故事，一是谭老伯编的楚王赀迁都告别母亲故里祭祀的故事，而这故事的源头仍来自民间传说――据民间传说，楚王赀是其父亲与一个民女所生的儿子；另一个仍是谭老伯讲的，却真正来自一本民间传说书上的导致楚王赀迁都的故事，一个忘乎所以的故事。丹湖神奇烟雾的地方风物传说，如上所述，本来都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实际叙述也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作者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详略有别、以略为主的民间传说叙事方式呢？因为作者明白，只有故事还不是小说，“故事是思想寓意的载体，是人物成活的依据，是引诱读者阅读的香料，是展览语言才能的舞台”[3]。也就是说，故事对于小说来说确实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也许只限于工具性层面，作家讲述故事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塑造人物等。作者说的当然不限于民间故事，但民间传说一类故事也应包括在内。因此，在《湖光山色》中，作者对民间传说故事的叙述，是与作品的人物塑造、思想表达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其服务的。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创作目的或意图，作品中的民间传说叙述或略或详，不一而足。
具体来说，作品对地方风物传说和屈原、楚长城等历史传说的简述，其主要目的在于氛围烘托，即通过对民间传说故事的引述、渲染，展现乡民的生活文化环境，作为人物故事展开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依据。这种形式的氛围烘托，也容易形成作品鲜明的地方色彩。而作品对楚王赀传说故事的详述，其目的却似乎不限于此。当代民俗学者陈勤建考察了民间文艺在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重建情况，提出了四种模式，除上文提到的“氛围烘托”外，还有“衍生复写”、“综合组建”和“对应错位”[4]。作家文学与被利用的民间文艺在结构意蕴上相契合，即所谓“对应”。《湖光山色》中现实人物旷开田的故事， 与作品所讲述的楚王赀的历史传说，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把两种不同的历史时空组接在一起，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味之无尽的形式意味和想象空间。这也许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审美效果。
《湖光山色》中的民间传说故事，尽管不能独立存在，只是作者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依据”和“载体”，但其本身仍具有迷人的魅力，既是“引诱读者的香料”，也是帮助读者认识历史、社会、人生的教科书。仅就其器物性、工具性层面来说，由于这些民间传说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丰富的含义。
二
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曾说：“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5]《湖光山色》中丹湖神奇烟雾及其风物传说，楚王赀史事传说，其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如果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意象”的话，那么显然已变成了象征性意象，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
就丹湖神奇烟雾及其风物传说来说，其寓意较为明显，显然是人类欲望的象征。这一传说故事中的人物或角色，如龙王的女儿、丹湖湖神、楚军怨魂、阎王、幽灵等，都来自另一个世界，或水下，或地下，也许暗示了人类埋藏于心底的幽深、神秘的潜意识欲望。传说中那神奇的烟雾，似乎是通向人类潜意识欲望的通道，或者是显现人类深层欲望的镜像。
而对楚王赀来说，其身上的传说故事主要有两个，因此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一是楚王赀迁都告别母亲故里祭祀的故事，这故事原来是说楚王赀不忘故里、与亲人的离别之情的，但随着这一历史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复表演，却具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饰演楚王赀的旷开田已彻底忘记了自己的故里和亲人，失去了人之常情和本性，徒然沦为王权的奴隶，或者说准确一点，被政治权力异化为非人。另一个楚王赀的故事是一个忘乎所以的故事，表现楚王赀的荒淫、无耻、残忍。如果联系谭老伯讲述这一民间故事的上下文语境，那么旷开田与楚王赀仍是有关系的，因为旷开田的所作所为，也有荒淫、无耻、残忍等特点，正是忘乎所以。两个楚王赀的故事，都与现实生活中人物旷开田有关系，旷开田显然是历史人物楚王赀在当代现实中的复活。这当然不是指旷开田在故事表演中逐渐神似楚王赀，而是因为旷开田不仅多次说他是楚王庄一村之王，且在村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成为真正的“村王”。由一个朴实、本分、勤劳的农村小伙子迅速转变为忘乎所以的“村王”，我们不能不感叹政治权力对人的异化之深。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说，楚王赀与旷开田是一对互补型人物，甚至也可以说是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历史时空的两个化身。但作品讲述的主要是一个当代现实中的故事，作为历史人物的楚王赀毕竟不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人物，尽管如此，他的存在，为现实人物旷开田增加了丰厚的历史内涵。也就是说，旷开田这一人物的性格发展、人性变异，除了要从现实生活中找原因外，还得从历史深处去寻找历史的基因。这种历史基因说明确一些，就是权力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还是小说人物谭老伯说得好：“开田的所作所为，依我看叫忘乎所以；这世上能叫人忘乎所以的东西很多，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权力……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知道中国历朝历代有多少因权力而忘乎所以的人，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要制约权力，谈何容易，它首先需要执掌权力的人有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眼光，自愿制定一些包括限制自己手中权力的制度……”谭老伯所说的，也正是作者对中国现实政治与历史文化进行的思考。这是作者借助小说人物之口直接表达的忧思之情，更多的忧思却通过生动的故事叙述间接暗示出来。比如旷开田的权力异化，与他长期所受权力压迫、剥削的关系，与他生活的乡土社会中人们普遍的物质、精神贫困和权力崇拜心理的关系等等，在包括旷开田在内的多个人物的故事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深沉的思考。正像阿Q是未庄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特定环境的产儿一样，旷开田也是楚王庄这个具有象征性的乡土环境的产儿。旷开田当然不是阿Q，但显然都是乡土中国的文化畸形儿。楚王赀也是这样的文化畸形儿。作为遗传了楚王赀历史基因的后代，旷开田这一人物形象内涵因此大为丰富了，逐渐成长为一个既具有鲜明个性又具有历史普遍性的典型人物。这应该是《湖光山色》的主要成就之一。
三
《湖光山色》通过对史事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两类民间传说故事的叙述，一方面深化了人物形象塑造，另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人性、权力政治和历史文化的思考，这无疑加重了作品的思想分量。但是，民间传说在作品中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作品中，民间传说等民间文艺、民间风俗及其所赖以生存的乡土环境一起构成了乡土民间文化与世界的整体面貌。旅游项目开发经理薛传薪提出的“田园风光”概念，可用来指代这一乡土民间文化与世界的整体面貌，因为他所说的田园风光不限于乡土自然景观，还包括乡土人文精神因素。作品中，作者借助薛传薪之口，且通过楚王庄发展旅游业的情节叙述，对包括民间传说在内的整个乡土农村的价值和前途似乎多有思考。
首先，针对当前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作者思考了乡土农村的前途命运。作者曾谈到创作《湖光山色》的缘起：“中国的城市化还在不事声张地进行，……农民的日子过得艰难，人们渴望离开乡村，世世代代的生存之地变成了极想抛弃之处，其外部和内部的缘由究竟有哪些？和农民涌进城市这股潮流并起的另外两个现象，是大批城市人在节假日里向一些乡村和小镇涌去，是一些城市资本开始向乡村流去，这反向流动的两股人流和反常的资本流动，在告诉我们什么？会带来啥样的结果？这一个个问号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在我的眼下，这个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儿子的脑袋里翻腾，它们促使我去思考，《湖光山色》便是这种思考的一个小小的果实。”[2]如果说城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的话，那么作者似乎有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这不仅表现在作者看到了与城市化逆向发展的社会潮流，而且更是在他的作品中刻意设计了主人公暖暖从大城市回到农村家乡谋求人生事业发展的情节。通过暖暖的故事，作者也许想说明：农村青年不必非要进城，在自己家乡也可以大展身手，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暖暖是以具有被看价值、也即旅游价值的田园风光来发展她的事业的。暖暖事业成功的故事也许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田园风光确实是农村区别于城市的独特之处。作品对田园风光的强调，以及在小说结尾刻意描写的并非仅仅取悦于读者的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结局，似乎都在说明作者对乡土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设计。这也许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乌托邦设计，但不是没有这种历史可能性。
另外，从文化精神上来说，田园风光中的民间传说、故事等内容，既是形成乡土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也是乡土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旷开田在表演楚王赀的传说故事时，逐渐从富有人情人性蜕变为没有人性、忘乎所以，像楚王赀一样，他也遭到了众叛亲离，甚至差点为青葱嫂所溺杀。而遭到旷开田背叛、欺压、打击的暖暖，尽管人们对掌权的旷开田无可奈何，但却同情、帮助善良的暖暖。这种乡土社会朴素的善恶观、是非观，其实在楚王赀和屈原的传说故事中就已经存在了，深入乡民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乡土道德传统。这种道德情感倾向，以及小说结尾所表露的善恶报应思想，既是作者思想倾向性的所在，也是作品具有“暖意”的重要根源。这种乡土道德观念，无疑构成了田园风光中最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以区别于城市文化特征，并可作为商品经济发展中人性迷狂的解毒剂。
新世纪以来，在作家们纷纷描绘中国农村分崩离析的图景，讲述农民进城的故事，大唱乡土挽歌或城市悲歌的时候，周大新却以他的《湖光山色》独自肯定、凸显乡村的价值。在他的作品中，乡村，不仅具有迷人的田园风光，具有发展经济的潜力，而且逐渐成为人们――离乡的农民和迷狂的城市人――精神家园。作为建构这一精神家园的要素之一的乡土民间传说故事，其重要意义正在于这一精神建构的过程之中。
（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汉水流域当代作家的民间文化资源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LGKY10-24。）
注释：
[1]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2]周大新：《的写作背景》，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1期。
[3]周大新，石一龙：《飞离与栖落》，青年文学，2001年，第11期。
[4]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21页。
[5][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南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5页。
（费团结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723000；陈曦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7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