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个人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并开始产生影响。五四时期，中国个人主义曾经占上风，是五四的核心思想。但是，现代中国对个人主义的提倡在短时期之内就转化为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在当代中国，“个人主义”经过多次批判与“清剿”，成了“一个可耻的名词”。“个人主义”一语自晚清进入中国以来，在现当代中国的汉语语境里发生了类似鲁鱼亥豕般的意义嬗变。
关键词：个人主义 现当代中国 意义嬗变
20世纪初，个人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并开始产生影响。
个人主义曾一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1935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在纪念新文化运动20周年的演讲中说：“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我们在当时提倡的思想，当然最显出个人主义的色彩。”[1]（P283）
胡适本人很早就开始思考个人主义的相关问题。最初，他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可以让老人“有所倚依”，比“但以养成自助之能力，而对于家庭不负养赡之责”的个人主义要好得多。但在深入接触欧美文化之后，他对此作了反省。他发觉家族制度实际上危害很大，因为这容易养成人的依赖性。[2]（P328-329）在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1918年6月）上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因此，个人要“救出自己”，要把自己铸造成器！他认为：“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如何才能够救出自己呢？胡适认为最重要的是“发展个人的个性”。
陈独秀也曾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倡导“以自身为本位”，呼唤“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3]（P4-5）陈独秀明确提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因此，“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4]（P28-29）
李大钊是出于批判中国封建纲常名教而提倡个人主义的，同陈独秀一样，他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人的个性与本能的实质：“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5]（P141）他甚至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6]（P13）“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7]（P232）等个人优先性的“彻底的个人主义观点”。
青年毛泽东认为西方文化是把个人而不是群体作为社会的基础，个人在国家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他批评中国文化强调宗法和等级：“几百万的中国人像奴隶那样活了几千年，只有一个不是奴隶的皇帝。”青年毛泽东颇具有个人本位的观念，他宣称：“可以这样说，个人的价值超过宇宙的价值。”[8]（P43）他甚至坚决否定所谓的毫不利己的彻底的利他主义，认为是不可能的、是虚伪的。
但是，个人主义在现代中国好运不长。思想界对个人主义的提倡在不久就转化为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与攻击。1920 年，陈独秀写下了《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主张“不但个人不能够自己自由解放，就是一团体也不能够自由解放”，“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9]（P601）
郭沫若对待个人主义的情形也同胡适类似。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思想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在其《女神》等作品中曾以呐喊狂呼的方式表述了自我、个人本位的思想观念。革命时代郭沫若的态度便发生了大的转变，竟然完全否认了个人本位及个性思想。他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要发展个性，大家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10]（P146）他甚至以夸张的句式嘲讽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然而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的呻吟，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11]（P76）后来，从群体主义出发，郭沫若完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个体优先的思想观念，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少数人享有自由和个性的权利，他说：“我们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12]（P43）
1949年后中国施行的单位制度把每个个人都纳入到单位这种集体主义的制度化组织形式之中，单位是个无所不包的总体，个人必须依赖单位，单位几乎掌控了个人的一切资源。“在单位体制下，个人是属于单位的，单位是属于国家的，换句话说，单位不是各独立个人的集合体，国家也不是各独立单位的联合体。个人、单位（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极类似于细胞、器官组织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在单位体制之外，既无个人、更无社会，或者说社会已与国家概念合而为一了。”[13]（P129）个人成了依赖性的、脸谱化的“单位人”，个人完全被笼罩在政治意识形态所规划的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范式之下。
在当代中国，“个人主义”被视为“万恶之源”，是被“清理”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中，“个人主义”更无存身之所，那时，人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部分人被迫成为“阶级敌人”而失去做人的资格，另一部分人则“以革命的名义”摧残同类而沦为兽性发泄，也失去了人的尊严与做人的资格。“文革”十年中，个人主义遭到抹杀，“人民”成了一个被架空和任意填塞的名词，成了权力者实施残酷专制、谋取政治私利的遮羞布，而作为个体的人则成了“螺丝钉”，完全失去了独立的意志。
“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14]（P17），但经过现代中国的多次批判与“清剿”，使它成了不道德和自私自利的代名词，“一个可耻的名词”[15]（P22）。
1980年代初出版的权威工具书《辞海》对“个人主义”的界说实际上还延续了此种涵义：个人主义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上的反映。它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最后和最完备的形态，因而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身上发展到了顶峰。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16]（P309）而“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个人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17]（P373-374）则成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普通民众所接受的关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就算是到了新世纪，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本的《现代汉语辞典》仍对“个人主义”作这样的解释：“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个人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丰义、本位主义等等。”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下中国对“个人主义”看法的一些变化，如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观念，主张把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等价值及权利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相违背的。”[18]（P463）这种新的释义不但把早些时候赋予“个人主义”的贬义色彩全给祛除了（贬义全都放在了“极端个人主义”概念上），而且充分肯定了它曾经发挥过的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作用。
上世纪初“个人主义”初入国门不久，鲁迅先生曾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 夷考其实，至不然矣。”[19]（P150）几十年后梁漱溟也说：“假若你以‘个人主义’这句话向旧日的中国人去说，可能说了半天，他还是瞠目结舌索解无从。因为他生活经验上原无此问题在，意识上自难以构想。虽经过几十年西洋近代思潮之输入，在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亦还把它当做自私自利之代名词，而不知其理。”[20]（P45）综而观之，“个人主义”进入中国所遭遇的情形恰如《个人主义》一书的译者阎克文先生所说：“毋庸讳言，作为西方思想学术基本概念之一的‘个人主义’和其他不少概念一样，在进入汉语语境之后，也发生了类似鲁鱼亥豕般的意义嬗变；其中既有对异质文化的误读，也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曲解，以致它原有的价值指向最终萎缩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评价，这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日常影响至今仍然如影随形。”[21]（P1）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个人主义与1980年代中国文学”，课题编号为：N0.10B103。）
注释：
[1]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胡适全集》（第2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卷四・1914年6月7日》，《胡适全集》（第2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李大钊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黎永泰：《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陈独秀：《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郭沫若：《文艺论集・序》，《郭沫若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麦克昂著，郭沫若译，《英雄树》，《“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3]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北京：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
[14]李今：《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5]冯至：《略论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16]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9]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21]史蒂文・卢克斯著，阎克文译：《个人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李定春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50100 ,湖南湘南学院中文系 4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