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经济形态的背后是一种伦理体系和文化精神。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气质和灵魂的体现。城市精神和文化品格在当今不只是展现城市形象和魅力的主要因素，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厚德”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命题，语出《易・乾・象》，原文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国语・晋语六》曰：“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这一命题为人们广泛熟知并深入传播，源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关于《君子》的讲座中对学生应具备的君子之德的勉励，后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实践表明，无论是作为古代的原典伦理精神，还是作为现代大学校训，亦或是作为北京精神的品质，“厚德”精神，都体现出中国文化对理想人格和社会文明的追求、涵育和时代张扬。
作为北京精神品质的“厚德”，是北京人的传统精神，也是北京“首善”的定位之魂。北京建城3000多年、建都800多年的历史，培育了北京人崇德、尚德、重德、厚德的文化传统与品格，形成了方正仁义、崇文雍和、德泽化人的厚德风范；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拥有作为“首善之区”、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独特魅力，这相当程度上源于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品格，其中既蕴含着老北京以人为本、正大光明、高远博大的厚德品格，又彰显出作为现代化都市文明有礼、崇文尚德、包容创新的社会风尚。从历史的角度看，“厚德”是古都北京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精神气质，与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伦理一脉相承。从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看，随着北京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进程的加快，北京的厚德品质将会不断拓展，不仅体现在市民个人的品德层面，还会体现在城市的公共生活领域，甚至体现在对国家的伦理诉求中。
一、“厚德”精神蕴涵着“素位而行”、自觉修为的内圣伦理诉求
“内圣”是个体追求自身道德生命的完善，并升华为个体品格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生于天地之间，应该培养和具有伟大的人格，“厚德”不仅是历代“君子”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也内涵着不同道德主体自觉修为的内圣历程。《伊川易传》曰：“君子观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载庶物。”《周易大传今注》曰：“地顺承天道，其势是顺于天，其体厚，能载万物。……以厚德载物，即以厚德育人。”“厚德”精神所蕴涵的内圣伦理诉求，不仅是对优良传统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的道德理想的构建和期待；不仅在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不可夺志也”、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阐扬，在当代构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进程中，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成为中华民族新的道德追求。
自古以来，主体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厚德”之路，并非是道德主体独善其身的自我完善，而是关乎“治平天下”的政治和道德实践过程。一方面，厚德者必胸怀高远，器识超卓，始终抱着淑世之情怀、“含弘光大”之胸襟，以国家、民族、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如孟子的“修其身而天下平”，庄子的“一心定而王天下”，孔子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等；另一方面，厚德者虽胸怀高远，但不忘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勤勤恳恳、持之以恒以至忍辱负重地恪守对家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如《中庸》所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这些道出的正是个体自觉修为与治平天下的因果关联，也是“厚德”精神蕴涵的自觉修为的内圣伦理诉求的价值体现。
二、“厚德”精神彰显出天人、人我合一、立德扬善的和谐伦理精神
“和”是中西伦理精神的文化本性，也是北京崇文雍和、立德扬善首善品质和文化品位的典型反映。东西方的伦理学大师，从孔子、孟子、老庄到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无不把“和谐”作为伦理的真谛和伦理精神的归宿。在《周易》看来，理想人格是贯通了自然与人伦的人物，即所谓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里的“合其德”是指“大人”即“圣人”、“君子”等效法天地之道而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不难看出，古人一方面十分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管子曰：“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孔子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淮南子》曰：“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孕育不得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韩非子曰：“上不天则下不遍覆，心不地则物不必载。泰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像大地一样宽厚、包容，兼容并蓄。古人的“有容，德乃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毛泽东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等论述，不仅彰显出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天人合一”的和谐伦理精神，也体现出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上强调友好相处、宽厚包容、互助协作、共同发展、人我合一、持之以恒的和谐伦理旨向。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厚德之城。厚德之“厚”内涵着宽容和坚持的基本要求。紫禁城、中轴路、四合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这些特殊的城市符号，无不体现着北京自古以来追求的天人合一、中和有序、祥和昌盛、和谐发展的治国理想。当前，“天人合一”、“和为贵”、“兼容并蓄”、“容载万物”、“和谐发展”等“厚德”品格和文化传统，就是要不断推进首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为载体，倡导团结互助、诚信友爱的社会风尚，传承敬孝、仁义、感恩等传统美德，大力推进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和提升北京市民文明有礼的文明素质和社会风尚，促进首善和谐。
三、“厚德”精神引领着崇尚责任与追求和平的共赢伦理愿景
责任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角度看，责任是一种规则和任务，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维持和发展信任的手段和机制。为此，履责、守信、尚礼、共赢等“厚德”要求不仅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寻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伦理”，也应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礼仪”、“信义”民族，有着崇尚责任与和平，反对国与国之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伦理文化传统。《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合万邦”，《孙子兵法》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孟子的“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老子的“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墨子的“天下之人皆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等论述，道出的正是认识和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为善、履责主张以及维护和平统一的思想和忧患意识。中华民族“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的崛起要通过“履责”、“守信”、“尚礼”、“共赢”等和平和谐方式来实现，而不是靠武力掠夺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决定了中国在对待外来文化上要采取开放、包容、尊重、积极引进、借鉴和吸收的态度，批判继承并为我所用。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极传承，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升华。
（责任编辑：黄荔）